吕梁山，一座属于山西的山脉，苍茫无涯，雄浑深沉。这一黄土地上的山系范围北起管涔山林海，南到汾河下游以北的禹门口一线。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在吕梁山延续几千年而未变。多年来，行走吕梁山川之间，我在看似平淡的黄土地上发现，这里还保存着中古以来民族融合的痕迹，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历史过程的珍贵标本。
天然的半农半牧区
山西内部有东西两大山系，东部为太行山区，以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于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区范围；西部为吕梁山区，全部位于山西省境内，其西侧紧邻黄河晋陕大峡谷。太行山区以深谷景观见长，吕梁山区则多为黄土丘陵地貌。
人文地理学界常以400毫米年均降水量线作为基准，来描述中国地理分区。高于此标准，为适宜农业，低于此标准，则适宜畜牧或渔猎业。其实早在《史记》中即已明确提出了龙门-碣石线，在这条线的西、北方向，“多马、牛、羊”，即为牧业区。现在看来，龙门-碣石线和400毫米年均降水量线是基本吻合的。
吕梁山大部地区在这条线的北部、西部。黄河晋陕大峡谷以东的山西境内，自北向南，绵延数百公里的吕梁山系大部均为适宜游牧业地区。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黄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在中游地区黄河大拐弯的晋南-豫东-陕东一带是华夏农耕文化发端的核心区，地势平缓，气候温和，适合古人类生产生活，开创原始农业。
在晋陕大峡谷两侧的陕西和山西黄土高原地区，属于半干旱区，也分布有颇为可观的早期原始人类活动遗址，如陕北石茆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离石德岗遗址等。随着几千年来区域气候变化趋势的基本主线呈现由湿润到干燥的过程，这里的古人生产方式过渡到以半农半牧为主，游牧色彩逐渐浓郁。
这一几千年来的区域地理面貌和气候背景，也成为本地区人类活动的基调。
戎狄：吕梁山区早期主人
先秦时期，吕梁山区长期是戎狄部落活跃区，有多个分支。作为中原华夏文化在山西的代表，晋国在西周以后逐渐扩展势力范围。在早期晋国历史上，与周边各种戎狄部落即产生密切联系。可以说，晋国的公室家族血脉，早已与戎狄混血。
如晋献公时，先后娶骊姬姐妹、狄人狐氏姐妹，均出自戎狄部落。骊姬姐妹生子奚齐、悼子，戎狄狐姬姐妹生子夷吾（晋惠公）、重耳（晋文公）。可见晋国公室和周围戎狄的关系密切。晋国势力日益壮大，逐渐吞并了原由戎狄部落控制的地区。重耳在骊姬之乱后，被迫从驻地蒲地逃入狄人地区，安稳停留生活12年之久，并与狄人通婚、生子。晋文公对狄人生活是非常熟悉的。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在文侯时成为北方霸主，魏国统治区扩展到黄河以西。战国中期，魏国和韩国基本退出了山西历史的中心。接替晋国在山西继续扩展的赵国以晋阳为基地，继续向吕梁山区和晋北地区拓展疆域。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学习胡人骑兵为主体的军事战术，先后击败楼烦、林胡等胡人部落，至战国晚期，山西中北部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赵国领土。秦灭赵国，继承、巩固了赵国原有版图，并继续向北推进。
经先秦几百年风雨变幻，至西汉时，吕梁山区主体民族渐由戎狄部落转为中原华夏族群。
南匈奴入塞与定居吕梁
秦汉时期，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民族兴起，与秦汉帝国一度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随着西汉政权的强大，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汉朝在汉匈冲突中渐由弱转强，匈奴则转入防守。这一趋势并未因西汉衰落而终止，西汉后期，匈奴政权出现分裂。新莽末年-东汉初期，一度匈奴势力有所恢复。东汉统一内地后，利用匈奴内部纷争，扶植南匈奴，合力攻击北匈奴，最终击破北匈奴主力，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功勋。
此后，南匈奴王庭成为东汉的附庸，先是被安置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其部众散布缘边各地，为汉守边。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中央王朝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使匈奴中郎将，是监督南匈奴事务的重要官员，其驻地应在南单于王庭附近，便于监管和控制、调动南匈奴力量。
东汉中期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内部发生大规模叛乱，《后汉书》卷79《南匈奴列传》记载，当时的叛军联合鲜卑、乌桓、羌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攻杀东汉地方官吏。“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可见，自永和五年（140）后，东汉西北边境地区受到南匈奴叛乱影响，被迫将三郡治所迁移。其中西河郡治由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迁至离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
南匈奴单于归附后长期被东汉政府安置在美稷。西河郡东迁，南匈奴王庭也随之一起迁来。东迁后的南匈奴王庭，具体位置即在今方山县峪口镇南村遗址。《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明确记载：“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虽未明言自美稷内迁离石的时间，但点明左国城即内迁后的单于庭。
今方山县南村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离市区约30公里。该城址雄踞于北川河东岸高岗之上，遗址范围和附近曾有新石器时代-汉晋文化层文物出土，如陶、瓦、箭头等。地表城址可划分为三个区域，逐渐扩大。最外侧城址应为左国城时期遗迹。不断扩展的城址说明此地历史悠久，不同民族和时代的祖先们曾长期在此定居生活。
左国城
墓室中精美的画像石是东汉墓葬文化的一大特点。在陕北发现的纪年汉画像石时间为东汉永元二年（90）至永和四年（139），在吕梁发现的纪年画像石则从和平元年（150）至熹平四年（175）。这个时间前后基本衔接，正说明吕梁的画像石文化是在西河郡治所迁徙到离石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目前已发现标明纪年的吕梁画像石墓有如下几座：
马茂庄左表墓 和平元年（150）
中阳道棠村沐叔孙墓 和平元年（150）
离石下水村汉画像石墓 延熹四年（161）
马茂庄孙显安墓 建宁四年（171）
马茂庄牛产墓 熹平四年（175）
牛产汉墓石门
左表墓问世较早，发现于1919年。其中火牛阵、窃符救赵等历史故事题材的画像石十分精美，存太原、离石两地博物馆。两根刻石铭柱早年被倒卖国外，现存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其铭文为“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符异之墓”。墓主左表，担任监督南匈奴事务主官使匈奴中郎将幕府中的奏曹史，应执掌对南匈奴的文书往来、接纳贡物等事，是一个职小权大的美差。使匈奴中郎将是东汉政府派出监督管理南匈奴事务的主官。东汉后期使匈奴中郎将多次参与南匈奴内部纷争，甚至出现擅杀单于的严重事件，单于的威望也在动荡中渐被削弱。
沐叔孙墓出土画像石等文物也陈列于离石汉画像石博物馆。石柱上铭文为：“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安集掾平定沐叔孙室舍”。沐叔孙和左表一样，都是使匈奴中郎将的下属官吏。沐叔孙应担任的是安集掾史。二人的去世时间同年，在和平元年入葬能建造精致的画像石墓，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
沐叔孙墓出土石柱
左表、沐叔孙这些使匈奴中郎将属官的财富积累估计与南匈奴王庭的往来密不可分。为便于监管，西河郡治与南匈奴单于庭在地理上是相近的。使匈奴中郎将下属左表、沐叔孙等人墓地在吕梁，说明东汉后期使匈奴中郎将官署或派出机构应设于东迁后的西河郡治离石。
近年来，吕梁文物部门又在左国城北数公里兴隆洼村等地发现多件画像石，从形制和线刻图内容看，与汉画像石博物馆收藏画像石高度近似，应为东汉后期汉人官吏墓地之物。
南村遗址夯土层
蔡文姬在山西的十二年
蔡文姬是历史上著名女性，文学家。一生命运多舛，曾归于匈奴左贤王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文姬归汉”的故事被后世传为美谈。
上世纪中期，谭其骧先生曾撰文考证文姬被虏入匈奴和归汉的时间。而学界对这位史书失载其名的左贤王多有不同认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东汉后期的南匈奴王庭已在公元140年后，随西河郡东迁至左国城，即今方山境内。初平三年（192）后，蔡文姬“没入南匈奴左贤王”，自然是在南匈奴首脑驻地。左贤王在南匈奴社会的地位仅次于单于，蔡文姬所没入之南匈奴左贤王即应据此。
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再次发生严重内乱。羌渠单于被杀，其子于夫罗继单于，杀羌渠的族人则以须卜骨都侯为单于，双方互相争夺。于夫罗请求东汉政府支持未果，停留于平阳地区，后带兵参与东汉内战。其手下右贤王去卑是得力干将。后于夫罗去世，弟呼厨泉即立，以于夫罗子刘豹为左贤王。这支从吕梁到晋南的南匈奴人数并不多。
史载，须卜骨都侯单于去世后，左国城的南匈奴单于庭空位，南匈奴老王代行国事。所谓老王，即年长位尊的部落酋长。当时可能采取了某种军事民主议政制度。匈奴内部统治阶层中单于为最高统治者，一般情况下，单于如缺位，其第一继承人应是左贤王。单于虽空，左贤王以下的王侯名号还是存在的。
蔡文姬所没之左贤王应即此时老王集团中的左贤王，是掌握南单于庭事务的最高权力者。文姬没于左贤王，有二子。史书未记其名。此二子胡汉混血，为左贤王庶子。时文姬并未获得后人附会所谓王妃身份。传世文献没有记载这位左贤王名。显然这位老王集团的左贤王，与平阳于夫罗之子左贤王刘豹并非一人。
谭其骧先生考证认为，蔡文姬被掳到南匈奴在初平三年（192），归汉时间在建安八年（203）。蔡文姬居南匈奴十二年，其核心活动地区即在南匈奴单于庭所在地左国城。
据当地村民相告，南村主街北门门洞上曾有一座高大巍峨的楼阁——文姬阁，阁内主神为女像，此阁毁于抗战之后，文姬阁女神像应是蔡文姬像。可见迟至清末民初时，北门洞上楼阁还是祭奠蔡文姬的场所，这是文姬十二年居于吕梁的重要佐证。当然，此时南匈奴生产方式应为半农半牧，左贤王营帐在吕梁地区流动也是可能的。
房山县南村北门遗址，原门上楼阁名文姬阁
曹操取得并州后，刺史梁习对南匈奴进行有力的管控和弹压，从“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到“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副事供职，同于编户”。虽然没有细节叙述，但显然南匈奴在地方政府有效管辖之下，单于和名王（即左贤王、右贤王等南匈奴贵族阶层，包括左国城老王集团和平阳流亡集团）都被管束起来，这里的单于即呼厨泉，名王里自然包括左国城单于庭的老王集团，其中即有与蔡文姬生育二子的左贤王。东汉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恢复正常，蔡文姬没入左贤王的事可能在日常往来中被得知，后传到曹操处，才引出了所谓“文姬归汉”的佳话。
在梁习治下，老王集团左贤王自然不能有异动。有观点认为从“赎”字看，文姬在左贤王账内女眷的地位也是不高的。从《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的文字中也可看到文姬生活困苦的情形。《胡笳十八拍》虽已非文姬原文，但观其主旨亦不脱《悲愤诗》范围。匈奴习俗，女人和象征财富的牲畜、珍宝等类似，均为主人拥有的资产。曹操用金璧赎之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姬归汉，其二子留居南匈奴。史书没有记载二子事迹，但蔡文姬和昭君一样，都在匈奴留下后代，这些民族混血的种子，多少都会对内迁匈奴的汉化产生一些影响。
梁习治下的南匈奴恭顺，建安八年（203年）文姬归汉、南匈奴划分五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呼厨泉被留邺城、去卑监国……南匈奴政权一步步走向空壳化。东汉末年曹操将南匈奴分五部的安排，应该是政府主导将平阳匈奴和南匈奴王庭本部匈奴复合为一，分驻汾河各地。曾为平阳匈奴流亡集团左贤王刘豹担任五部整合后的左部帅，为政府任命，其权势与文姬所归时的老王集团左贤王是难以比肩的。
东汉末年一代才女蔡文姬居南匈奴十二年，即在吕梁左国城，是南匈奴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在魏晋十六国北朝史、山西地方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具学术和现实意义。
匈奴汉国建国
曹操分五部意在分散南匈奴势力，其谋划或即出梁习。但随着西晋政权在八王之乱中迅速衰落，刘渊聚集力量，形成南匈奴五部政治核心，终于建立匈奴汉国，都左国城，在南匈奴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南匈奴的后人走得比祖先更远。
左国城是南匈奴的政治中心和精神高地。如单于庭置左国城始于公元140年，至304年刘渊建立匈奴汉国，160多年间，左国城初为内迁单于庭，汉末单于虚号，老王行政，魏晋五部划分后，南匈奴汉化进程加速，单于庭名存实亡，西晋末年再次成为刘渊建国的大本营。
史载，刘渊为左贤王刘豹子，即匈奴单于于夫罗之孙。魏晋之际，刘渊曾作为人质在首都洛阳学习以儒教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这一经历对其人生产生重要影响，刘渊开阔了眼界，逐渐结交魏晋世家大族，了解汉地文化精华，对汉文化有了全面认识。
西晋时期，刘渊继父职任左部帅。这时的匈奴贵族已逐渐失去了旧日的对部众的控制权，成为西晋政权下的官员。如果没有西晋政权内部混乱，刘渊的一生会和很多在中央政权做“质子”的少数民族贵族子弟一样，逐渐接触汉文化，可能成为一名汉化的胡人官员。
西晋统一全国，政治环境日益腐败消沉。晋武帝去世后，外戚、宗室为争夺最高权力纷争不断，最终演化为“八王之乱”，导致国家全面危机。在这个情况下，社会动荡不安，西晋中央对各地区的控制力减弱。生活所迫，流民问题突出。同时，自魏晋以来进入王朝内地居住生活的众多边疆各族民众由于政治、阶级、民族等多方面的矛盾，与西晋政权也产生严重冲突。
一时间，西晋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八王之乱”中观察局势发展的刘渊原本被裹挟在成都王司马颖属下。此时他与留居吕梁左国城以刘宣为首的南匈奴往日贵族已多有互动，南匈奴贵族认为这时是复兴匈奴大业的千载良机。
公元304年，司马颖在邺城形势日益危急之时，刘渊建议调南匈奴军队前来支援，得到允许，于是刘渊回到吕梁山召集南匈奴部众。八月，刘渊被部众拥戴为大单于，都离石。十月迁都于左国城，正式建国号汉，即汉王位，初步建立起各级政权机构。统治阶层以南匈奴五部贵族为核心，同时也有刘渊结交的汉人士人加入。匈奴汉国政权最初就是胡汉联合统治局面。曹魏以来，南匈奴贵族以刘为姓，以汉朝外甥自居。刘渊时更在此说基础上定国号为汉，继承汉朝衣钵，以此号召内地汉人民众。称大单于则是继承匈奴首领最高称号，以此号召匈奴及各种胡族。
刘渊建立的汉国初步模仿魏晋以来的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并非匈奴国家的旧制。同时，作为匈奴汉国最高统治者，刘渊一方面是汉王，后称皇帝，同时还有大单于名号，这样，他一人兼有胡汉最高统治者名号于一身。称王称帝，是对汉地民众，称大单于是对南匈奴为核心的其他各胡族。匈奴汉国后在平阳时期建立的单于左右辅，即集中管理统治各胡族民众的机构。后代曾有观点批评这一“胡汉分治”政策。匈奴汉国之后，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等政权无不接受和执行类似政策。西汉时管理归降外族部众的属国制，就是一种区域性的胡汉分制制度。
十六国时期，民族、阶级矛盾激烈，还不熟悉汉地管理模式的胡族统治者，采取胡汉分治制度，是一种务实的办法。随着民族交往的加深、胡汉联合统治集团的稳定，到北魏中后期，胡汉分治逐渐让位于全面汉化体制。匈奴汉国的“胡汉分治”，恰是尊重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务实之策。
匈奴汉国兴亡
匈奴汉国是秦汉以来在北方内地建立的第一个胡族政权，在全国范围产生重大影响，开辟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匈奴汉国以后，十六国各政权无不沿着匈奴汉国开辟的道路继续发展，其中的杰出者有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十六国历史收官者北魏，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开拓进取，成为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孝文帝改革推动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为中国历史走向隋唐盛世奠定社会基础。
刘渊建立汉国后，各地胡族多有归附，其中出自羯族的将领石勒受到刘渊青睐，后来是后赵国建立者。
汉国建都左国城后数年，迁都于吕梁山南部蒲子，曹魏时是南匈奴五部中的南部所在地。汉国在晋南和晋东南地区不断扩展，同时刘渊派石勒率军经营河北等地。公元308年，刘渊迁都平阳（今临汾），即皇帝位。匈奴汉国军队开始扫荡河南，兵锋直指西晋王朝首都洛阳。此时的西晋内部“八王之乱”接近尾声，东海王司马越控制朝廷，西晋的政治精英和军事力量在内讧中消耗大半，已无力对抗来势汹汹的匈奴汉国。各地军政长官多开始心怀不轨，谋割据野心，并不积极勤王。
遗憾的是，刘渊在迁都平阳后于公元310年去世，没有看到西晋灭亡。公元311年，刘渊第四子刘聪在短期内讧中取得帝位，随后开始全面围攻洛阳。西晋首都洛阳被刘渊侄刘曜、石勒、王弥等多支汉国军队围攻。最后刘曜率军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魏晋首都洛阳遭到严重破坏，被称为“永嘉之乱”。石勒则追击消灭王衍带领的护送司马越灵柩东归的西晋军队主力。洛阳被攻陷，象征着西晋政权瓦解。
此时，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南下江南，后来成为东晋建立者元帝。东晋在王导、王敦兄弟拥立之下得以建立，皇权极其微弱。北方南下大族和江南大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东晋政治的长期问题。
公元316年，刘曜攻克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最终灭亡，刘渊建立匈奴汉国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此时的匈奴汉国貌似达到了极盛，但实际统治区有限，刘聪统治并不稳定。公元318年刘聪去世，随后发生“靳准之乱”，刘聪子刘桀即位后很快被杀。平阳大乱，汉国集中于平阳的各族民众纷纷逃亡。刘曜、石勒出兵平阳，“靳准之乱”很快平息，但平阳已空，汉国瓦解，刘曜和石勒分别建立前赵和后赵政权。刘曜都长安，改国号为赵，是匈奴汉国的继承者，故合称为汉赵国。
前赵的统治范围以关中为核心区，也包括晋南部分地区。刘曜在稳定内部后，向周围扩展势力，一度达到极盛。他在与后赵争夺洛阳的战役中被俘，后被杀。后赵趁机进攻关中，329年前赵灭亡。至此，南匈奴五部为核心的汉赵国在西晋末年的纷乱中崛起，并实现了灭亡西晋入主中原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内外部的各种因素，汉赵国如一颗闪亮的彗星，消失在古代史的长河之中。
南匈奴文化遗存
汉赵国虽然只存在了20多年，但这一首创之功的历史回响，恰如彗星长长的尾部，源远流长。在吕梁山区，南匈奴后裔依然是长期存在的主体民众。十六国后期，进入并州的各类胡族与南匈奴后裔杂居，逐渐形成被称为稽胡（山胡）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北朝-隋唐时期，稽胡（山胡）起兵事件层出不穷，也多有稽胡首领建立地区政权的记载。在这些首领中刘氏为最多。显然，他们多是南匈奴五部刘氏后裔和支系。
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是绵长的，南匈奴-稽胡文化已成为历久弥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年访古考察中，我发现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地方文化民俗、宗教信仰、方言、考古文物等多方面信息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南匈奴文化的长长投影，这些文化因子是颇为独特的地方文化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鲜明写照。
延续至今，在吕梁山区土著民众中，刘、呼延、兰、卜、乔、王、郝、独（独孤）、赫（赫连）、白、曹等南匈奴-稽胡族群的指标姓氏仍占有相当比例。在吕梁山区有一些难以用汉文理解的地名，如离石区的属巴、临县的索达干、乌突等；如岢岚之名来自匈奴语贺兰山的另外一种音译；如宁武天池最初名为祁连池，祁连即匈奴语中的天。这些地名显然来自胡语。在吕梁山和汾河中游平川地区，至今匈奴的发音为xiong nao，nao读轻声。Nao在吕梁和汾河中游地区方言中，多形容少年儿童或女孩可爱、机灵，写作“奴”。至今，吕梁民众中多见在人名中使用“奴”字。显然，奴字在山西方言中是褒义词。
如此，匈奴的本来意义可能是“可爱而机敏的匈人”。由于秦汉时期的汉匈之间的对峙冲突，在汉文中有意地选用了明显是贬低和侮辱意味的两个汉字来书写匈奴的自称。
南匈奴文化的重要文化遗存，首推左国城，即南村遗址所在地。这里是南匈奴最后的单于庭，匈奴汉国故都所在，城址还可基本辨认。自东周至汉晋，这里是北川河谷中的重要居住点，现存城址有三重。南村遗址作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目前急需保护，应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为历史研究、地方文化的研究和阐发弘扬做出当代贡献。
南村遗址范围内捡拾汉代板瓦、历代铜钱、青铜箭簇等
汉国迁都平阳后，曾有所营造，建设都城。即有民间传说，临汾西部的龙子祠泉与刘渊建城有关。当地至今称那处泉水为龙祠泉，地名龙祠。匈奴文化中龙祠是最为著名的祭祀和聚会活动。龙祠地名说明这里曾是南匈奴人的祭祖场所。在吕梁南段姑射山区山麓地带，还曾有匈奴堡，这是目前国内已知唯一以匈奴命名的地点。
龙子祠泉
祭祖是匈奴民族的一项重要文化传统。南匈奴首领刘渊是单于后裔，建立汉国，开启中国历史的一种新的可能，自然也是后裔追忆的伟大祖先。经过1600年的时光，在吕梁还有一些与祭祀刘渊有关的历史遗存保存下来，其中最为明确的是刘王庙祭祀场所。
刘渊称帝后，谥号是汉光文皇帝，庙号是高祖。在考察中，我发现有汉光文皇帝庙，有汉高祖庙，还有直接被称为刘王庙的祭祀场所，这些都是刘渊祭祀地，有的地方还形象地称刘王庙为刘渊行宫。这些祭祀地都在居住区外围，有的还是制高点上，颇有些军事意味。这些地点遍及吕梁山两侧，最初应是南匈奴后裔居住地。有趣的是，我发现刘渊山的具体位置就在南云顶山，现在的云顶山之名，其实可能即来源自刘渊山。因在文水、交城等地方言中，云、渊、晕等字发音近似，很易混淆。方志记载，刘渊山上也曾有祭祀刘渊的神庙。
刘渊山
自南匈奴定居以来，豪爽、奔放、质朴的胡人性格，已深深融入吕梁山地区的民风民俗，成为颇有特点的地方文化现象。南匈奴族群定居吕梁，在山西内地建国，开辟胡汉共治共建中华的历史走向，这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值得后人追忆和思考。同时庆幸的是，我们在1500年后还能在这片沃土上追寻到那些南匈奴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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